2020年 網絡媒體革命的深層震盪

 媒體革命的深層震盪

傳播革命和媒體生態巨變，究竟可以帶來怎樣的震盪呢？歷史上，上一次影響幅度最大的媒體革命，是五百年前古騰堡活字版印刷的發明，它令書籍在短時間內得以大量生產、供應、流通，成本下降，使書籍進入平常百姓家，成為愈來愈多人可以負擔的知識和資訊來源。閱讀材料既然可以負擔得來，閱讀的意欲亦隨之增強；愈來愈多本來沒有經濟能力、沒有興趣、也不覺得有需要讀書識字的人，開始嘗試讀書，識字率（literacy rate）隨之上升，讀書不再是少數精英的專利 —— 也就是說，獲取和傳遞知識，逐漸脫離少數人的控制而趨向大眾化。

 

古騰堡活字版印刷術的第一件出品是聖經。從此，聖經不再是每間教堂、每個教區才有一本，也不是只有主教、神父、修士才懂得讀、才有能力有資格講解。聖經首次進入了普通家庭，本來目不識丁的平常百姓，透過讀聖經而學懂認字，進而能夠自行閱讀和領受上主聖言，不再需要通過神職人員的講論才得以聆聽主道。這個媒體革命，為馬丁路德等的改教運動提供了客觀社會條件，宗教改革的主張才有實現的基礎。

 

活字版印刷的聖經出現之後，仍有人會執著於手抄本的『神聖質感』和神父的誦讀，另一些人卻擁抱大量印刷流通的聖經，嘗試學習自行閱讀，領受聖言，以致教會的中心地位旁落。當教會不再是信仰和生活上一切事宜的中心時，對信仰的權威以及解釋信仰的權力便出現轉移，逐漸脫離教廷和宗教領袖之手，分散到民間。當教會坐擁相當政治能量和社會影響力的時候，宗教權威和權力也就並非只是純粹『屬靈權柄』那麼簡單，而是涉及更廣闊層面的權力重組（power realignment）了。對於教會而言，中心地位不再，權威和權力都不再，就意味著她的存在形態面臨巨變。幾百年前席捲歐洲的宗教改革運動，本質上就是這麼一回事；但它帶給教會和社會的震盪，卻往往是不少新教基督徒所忽視的。

 

鑑古知今，2020年全球疫情停擺所帶來的網絡媒體革命和媒體生態巨變，同樣給各個社會組織機制帶來深層震盪；基督教會身處其中，自難倖免，情況就跟當年的歐洲宗教改革有點相似。事實上，我們此刻所經歷的，只是一場規模和深度都難以估算的網絡媒體革命的開端，對世界未來的深遠影響，遠遠未可見底。以目前所能略為想像得到的這場媒體革命的幅度來推斷，我們此刻所見的，很可能只是一場人類文明革命（revolution in human civilisation）的起點；它最終的規模、影響的幅度和震盪的深刻，甚至會超過當年歐洲宗教改革。

 

儘管當今教會對東亞社會（包括台、港等地）的影響力和政治位置，跟當年羅馬教廷在西歐的位置無法比擬，但由於教會是個傾向講究權柄、權威的地方，有可能比其他社會機制更首當其衝，受到的震盪更加深層。當信徒群體聚焦於怎樣利用媒體作工具時，可別忘記，我們也是被不斷轉變的媒體所包圍的，我們本身就存活在媒體世界中間。